“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淀这片风水宝地孕育了人杰地灵的胜芳儿女。从古至今，不乏赞美胜芳女子的佳作。追根溯源，这与明朝永乐年间江浙等地官宦之家奉旨移民胜芳密切相关。江南移民带来别样人文风情，使得胜芳女孩在富足优裕的家庭环境中养尊处优，天生丽质且气度高雅。同时，胜芳独特的自然、人文与社会环境，塑造出了胜芳女孩清纯脱俗的秀丽形象。

《意林》杂志中《中国到底什么地方出美女？》一文提到：“明清时期，山西大同、河北胜芳等地以盛产美女著称，不过是因该地女子小脚较美而已。过去还有天下美女出扬州一说，实际上与‘苏州头’并称的‘扬州脚’才是扬州美女的最大魅力所在。”郭德纲在相声段子里也调侃道：“东三省出美女，苏杭自古出美女，川妹多情，湖南美女甲天下，河北胜芳出美女跟螃蟹。”

大同出美女，得益于其依山傍水、藏风聚气的绝佳风水。这里曾是北魏百年帝都，辽、金两朝的西京，长期官贵云集，侍女众多。地处三边九塞中心，乃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便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人共同生活区域，民族血缘不断融合，从科学角度看，这是大同出美女的重要因素。

南宋时期，缠足之风兴起，小脚成为首都临安（今杭州）时髦妇女的象征，并影响全国。“三寸金莲”是古代审美变态的产物，当时流传“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俗语及“品头论足”成语，古代人对“三寸金莲”痴迷，如今看来却荒诞怪异。苏州和杭州作为江浙繁华富庶、文礼风雅之地，江南水乡的丰富物产与秀丽美景，造就人间仙境，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自然滋养出温婉、端庄、知性、优雅、秀丽的美女，“苏杭自古出美女”成为佳话。

“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李白诗句表明盛唐时期河北也是出美女之地。此外，陕西“米脂的姨婆”和晚清四川美女也久负盛名。

“胜芳出美女”，在古诗词中可寻印证。胜芳位于华北平原最大洼淀白洋淀之东淀，当地流传“南有苏杭，北有胜芳”俗语。明万历42年戴九玄（任文安县丞）留下《胜水荷香》赞扬胜芳：“新蒲猎猎柳毵毵，淡淡澄波曲曲潭。鹳鹤绕船飞不去，断桥修浦似江南。”康熙版文安县志（胡淓撰 杨朝麟 修）图释：“胜水荷香，在胜芳朱明启夏菡萏飘香亘数十里不减西湖佳胜也。”这些诗文生动诠释了胜芳古时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清代《胜芳女儿词》（天津诗人：周寿昌）对胜芳女子赞不绝口：“胜芳女儿娇如花，只选郎君不问家。” “女儿家傍打鱼舟，女儿家居水上楼。一水夹街楼隔岸，晓窗相对看梳头” “十三女儿发垂肩，随翁晒网夕阳天。” “到得荷花生日日，女儿妆饰似江南。邻舟女伴约春嬉，斗草寻芳到晚时。”民国时期天津人张弘炭所作《胜芳竹枝词》，亦有赞叹胜芳女子 “美景良辰说胜芳，谁家少妇竞新妆。风清水秀多佳丽，压倒荷花十里香。”的诗句。

胜芳出美女，具体原因如下：其一，明朝时胜芳战略地位重要，一批江浙等地功绩显赫的官宦之家奉旨移居，带来江南异域文化。民间“东薛西邢，南杨北蔡”代表着大批官宦之家移居胜芳的历史。永乐年间江浙军户移民带来江南人文风情，奠定胜芳“五方杂处”的城市基础，重构当地社会结构与城镇系统。各大宗族后代相互通婚，远缘姻亲关系使后代具有基因优势。

其二，名门望族中女孩家教严格，气质高雅。未出嫁女孩需学得一手好女红，如今胜芳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仍能做出丝绢考究、唯美绝伦的女红，胜芳女红在京津地区颇有名气。

其三，胜芳东淀历史上风景秀美、物产丰富。明代崇祯《文安县志》记载：“胜水荷香，在城东北七十里接天津通大海，夏日荷开百里相连，为畿南胜槩。”芦苇荷花相映，野鸟巢居其间，鱼、虾、蟹、菱、藕俯拾皆是且品质优良。如郭德纲所说，胜芳蟹闻名遐迩。著名学者邓云乡在《旧京散记》中写道：“北京的螃蟹，大部来自胜芳镇。胜芳镇靠近天津，水路东通海河，西通白洋淀，像苏州阳澄湖一样，是著名的水乡，也是著名的螃蟹产地……”《红楼梦》中的螃蟹宴，用的就是胜芳螃蟹。“北方苏杭”之称的胜芳，物产丰富的秀丽水乡，自然滋润出优雅秀美的女子。

其四，胜芳曾是水陆码头，商业发达，与外界交往频繁，过早接受域外文化，形成“南北交融、中西合璧”的文化形态，影响胜芳女孩子的气质与穿衣打扮。民国八年，胜芳创立王氏私立女子国民学校，后又开办女子万选学校和杨氏女子师范（速成）学校，贺龙夫人薛明毕业于胜芳女子万选学校，在相对传统保守的华北农村开风气之先。在胜芳史志办，有一张1936年胜芳镇立小学女生班师生合影老照片，拍摄于“七七”前胜芳匪患严重、大户人家迁离、社会经济低谷时期，但女生们的气质形象与电影里二三十年代大上海女子无异。

然而，令许多人困惑的是，素有“北方苏杭”之称的胜芳人，却对“胜芳出美女”这句话表现出异常反感。郭德纲在相声里说的这句本是溢美之词，却不知捅了胜芳人“心窝子”，惹得当地人反感。若在胜芳演出说这话，定会捅大娄子，无论他名气多大，都可能被当地人轰下台赶出胜芳。郭德纲或许并无恶意，却不知此言引发胜芳人对他的空前反感，甚至有人要在网上声讨他。外地人若在胜芳说出这句话，轻者遭胜芳人啐唾液，重者可能招来群殴。

有的外地人因不了解忌讳，闹出不少误会。胜芳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天津客户到胜芳找老朋友谈业务，自觉关系好，拉家常时为讨好说出“胜芳出美女”，还问其缘故。不料胜芳朋友脸色顿时阴沉，委婉反击。天津朋友听出弦外之音，问题未得到正面解答，反而被胜芳朋友表情凝重地严厉警告，若非看在朋友情分上，定让他“满地找牙”。天津客户一头雾水，始终不明白为何如此。

2012年元宵节前夕，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项阳老师来胜芳参加“胜芳天津历史文化交流研讨会”，交流中我多年的困惑终于找到答案。当时就“凤阳花鼓”问题，我向项老师请教：“为何以乞讨为生的凤阳人，能演唱出如此优美的花鼓戏？”项老师称在《凤阳花鼓全书》编纂研讨会上发言《关于‘凤阳花鼓’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提出的观点获与会专家惊叹与广泛赞同。接着项老师详细讲解了“凤阳花鼓”产生的原因与历史背景。凤阳花鼓能遍及全国甚至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综合艺术形式，虽与“乞丐文化”有关，但仅凭乞丐文化难以创作与传承如此成熟丰富的艺术形态。

据项阳老师在《关于 “凤阳花鼓”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一文中阐述：“凤阳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皇室祖居之地，曾经的中都决定了其政治地位。当年凤阳作为府治所辖五州十三县，后归属南京统辖，朝廷为守护凤阳府，在该区域派驻了八个卫的部队（卫的级别相当于副省、正厅）。”显然，“凤阳花鼓”的产生与凤阳当年皇室宗亲、官府、军旅的特殊地位直接相关，这是其产生的政治背景与社会根源。

安徽“凤阳花鼓”产生于明末，“凤阳歌”晚至康熙年间。明清两朝对凤阳“政策”落差巨大，自然灾害来临时，国家不再倾斜救助，凤阳人带着怨怼流离四方。明朝灭亡后，凤阳大批皇室宗族、皇亲国戚、官员将领沦为清朝罪臣，失去朝廷供养，许多皇亲国戚、官员家眷流离失所，大批“凤阳”乞丐流向全国，“凤阳花鼓”以“乞讨歌”形式流行开来。

胜芳人反感“胜芳出美女”这句话，与安徽凤阳“乞丐歌”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大同小异。凤阳也好，胜芳也罢，历史事件都是国家大历史背景的缩影。历史命运福祸相依，后世人往往只看到繁荣一面，却忽略令人痛心的另一面，而这一面给胜芳人内心带来深深伤痛。

为何大同、苏杭、扬州等地以出美女为荣，胜芳人却对“胜芳出美女”特别忌讳？

其一，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前朝显赫官宦之家沦为罪臣，土地财产被剥夺，政治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胜芳杨氏家族为表效忠明朝，留下“永不登宫门”遗训，告诫后世子孙不为异族效力，只读书、不做官，宁做良医、不做良相。天津流传“剃头的宝坻人多、卖荞麦皮的宜兴埠人多、出窑姐的胜芳人多”的说法。因明清朝代更迭，胜芳“南杨北蔡，东薛西邢”等诸多官宦家族财产被没收，经济来源中断，导致家破人散、流离失所。一些养尊处优、气质高雅的女子为生活所迫，步入风尘。大户人家小姐沦落风月场所，成为胜芳人心中刺痛且难以抹去的噩梦。

其二，“七七”事变前后，胜芳社会经济繁荣后陷入低谷，贫苦家庭出现“卖儿卖女”的悲惨景象。“七七”事变前，北伐战争引发军阀混战，胜芳社会治安恶化，匪患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富足大户纷纷举家迁离，转移资产至天津等大城市。据胜芳“八大家”之一聚兴堂主人张镒所著《水香洲小记》记述，民国初年胜芳镇‘萑苻弗靖’，草寇、盗贼频繁出没，百姓生活不得安宁，难以实现遁隐初衷，不得已徙居津沽。“匪患”重创胜芳社会和经济，百姓生活困苦。日伪统治时期，物产控制加强，当地经济遭受更大摧残。当时，确有姿色的胜芳女子被迫给天津、北京“有势力”的大人物当姨太太。天津文化学者高惠军文章提到，当年天津豪绅海张五的一位姨太太是胜芳人，因她自幼喜爱家乡高跷，海张五曾将胜芳镇公议老高跷请到家中表演，还邀请当地一道高跷会一同表演。张燿（胜芳人，1905 - 1990）在自述《胜芳往事》中写道：“例如有的穷苦人家不得以卖儿卖女，而一些豪劣之流，则利用机会作为进身之阶。他们帮助某些大人物如督军司令之类物色姨太太，屡见不鲜。从而流传着‘胜芳出美人’,仿佛脍炙人口。可是当人家骨肉分离时，往往又有流氓出头干涉，（这种行动叫打虎），得要求土豪劣绅斡旋说和，由卖女人家出钱免灾。”

其三，历史上经济发达地区，娼妓业往往“繁荣”，“寻花问柳”者的渲染加重了“胜芳出美女”的“扬名”。胜芳作为水陆码头，清末民初已有四五百家铺面商号和几十家钱庄，商铺涵盖钱庄、粮行、绸缎、医药、餐饮等行业，汇集“南七北六十三省”的大批外地客商。随着明清时期城市市井繁荣，南来北往人员有“远嫖近赌”心理，客观上形成对娼妓市场的需求。娼妓业的存在加上“寻花问柳”者的传播，使得“胜芳出美女”说法流传。但在胜芳人眼中，这并非光彩之事。如胜芳民俗文化研究者王晟所作民俗调查所述，日本鬼子占领胜芳前，当地有几所妓院，从业妓女几乎都是胜芳周边村镇及北京附近贫苦人家女孩，胜芳贫苦人家女儿极少被卖到此处。日伪之前，这些妓院主要招待来胜芳做生意的嫖客，多建于码头附近，来胜芳的生意人有的长期住妓院。而胜芳大户人家少爷很少光顾本地妓院。胜芳老人齐俊海回忆，一是大户人家规矩多，对孩子管教严；二是这些大户人家孩子早早娶妻，有的甚至娶几房姨太太，无需去妓院。据老人们介绍，日伪时期胜芳百业萧条，唯有妓院生意达到历史最高峰。老人们还讲述，有一年驻胜芳日军去附近王疙瘩村执行任务，临走强迫妓院里一名妓女随行，充当临时“慰安妇”。

综上所述，尽管已明晰胜芳人反感与忌讳“胜芳出美女”这句话的历史社会原因，但当与当地百姓探究具体缘由时，胜芳人却含糊其辞，说不出具体道理。这种社会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 “集体无意识行为”，由瑞士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在继承弗洛伊德理论基础上提出。所谓“集体无意识”，简单说就是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是因为有相应社会结构作为支柱。“集体无意识”作为典型群体心理现象无处不在，默默深刻影响着社会、思想与行为。

人类历史是不断遭受灾难又不断重建的历史。胜芳产生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源于其历史厄运，这是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原因。历史苦难是每个家庭的伤痛，更是城市的铭心之痛。胜芳作为京畿重镇，深受皇城文化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文化代代相传，朴素善恶的因果信念融入百姓灵魂，传统“礼乐文化”影响人们行为礼仪规范。因此，胜芳人的道德观更契合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对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胜芳古镇，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七七事变”前后的厄运，使人们为生存迫不得已失去人格尊严、做出有伤良俗的行为，造成巨大心理反差与阵痛，这是胜芳人忌讳与反感“胜芳出美女”这句话的根本原因，也是与其他地区因出美女而荣耀产生巨大心理反差的根源。胜芳的历史伤痛，或许成为胜芳人内心潜意识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者简介：

张玉良，廊坊大清河洼淀研究会顾问、原霸州市胜芳古镇管委会主任。

2011年3月10号，《霸州胜芳古镇恢复“三宗宝”》一文，荣获河北省文明办、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颁发的《河北省城市新风百种》一书征文的二等奖。

2018年12月5号，在“河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学术研讨会”上，作《胜芳古镇历史文化的学术价值》的发言。

在2021年第一期《中华风采》刊发《重新认识胜芳》。

2023年2月，在《京畿学堂》上，发表《霸州在经济转型中应当重视胜芳的文化价值》和《隋唐运河与胜芳》的文章。